我国正处在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递进的转型期,传统生活正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原属于农耕文化、村落文化或胡同文化、街巷文化的那些传统文化,随着城镇化浪潮的到来,一下子被冲击得无处立足,于是许多传统被丢掉、改变,或彻底转换成一种新的方式存在下来。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说:“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只能把它放在它所产生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观察。”事实上,有许多遗产在这样的转型期中,仍顽强地存在着、保持着,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由于文化遗产的特征不同、形态不同,保护、抢救工作更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文制宜、因人制宜。那些仍存在的文化遗产记录了传统的生活,依然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铁匠,人们都喊他“田师傅”。他住的小区面临拆迁,新楼已分给他,但他不愿去住,依然日夜守着他的那些老工具。在他的铁匠铺里,祖辈传下来的上百件工具被他精心地摆在地上、挂在墙上,它们散发着陈旧的气息,但熔铸于此的手艺又闪现出人类艺术创造的灿烂光芒,它们照耀着我们生存、文明的历程,每件都带着古朴和刚强。在铺子的一角,我发现了铁匠的地铺,只有破旧的被子和枕头,那便是他守望文化的住所。
每天,铁匠铺子的炉火一闪、锤声一响,人们便挤到门口来看热闹,还送了他一个外号——“末代小炉匠”。但如今,他的存在已与现代的城镇生活形成了一种矛盾:小区需要安静,不能让他再继续打铁,平房需要拆,也不能留下这个作坊,可他实在舍不得舍弃他的老物件与老手艺。开始我想,要解决这个矛盾并不难,只要找一间房子,把他祖传的老物件、老工具搬进去,建一间城镇民间铁匠博物馆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做,表面上留住了文化,实际上却丢失了传统。传统在生活中,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期,以博物馆的方式可以留存住一些传统,但那只是记忆性的、物态的,或者只能从死的物件上去记载传统,这意味着现代人眼瞅着传统在眼前消失。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留住传统呢?
在思考传统如何适应新的地域和环境时,我想起冯骥才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传统的生动是留住传统的重要因素。”而郑振铎先生也认为“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恰恰产生于文人与民间相接触的那种状态。”留住传统,特别是留住活态的、生动的传统,必须使传承者自身有积极性。说回那位田师傅,在生活中,他有许多独特的手艺,以及极强的创造意识。现在每到清明,家家为故去的亲人烧纸,都要先在纸上打上“印”,这种工具叫“纸镊子”,市面上没有卖的,人们也不会做,但他就会,而且还能做出两种形状的“纸镊子”。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还想起,从前在矿上挖煤的矿工有一种用嘴叼的“灯虎子”,有了它,便可以腾出双手去背筐爬坡。听完我的描述,他竟然很快就做了一个出来,造型十分精美,实在让人惊叹。不仅如此,他还有传承传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曾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田师傅对文化的坚守,体现的主体就是自觉。他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让传统得以顽强地存在。
像田师傅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还没有得到大众的广泛认知。社会转型期中,传统最易丢失,而我们应努力去挖掘和认知新的环境中需要传统的地方。同时,他们所传承的民间技艺并不是转型后的社会和时代不需要,而往往是人们从主观上认为不需要了。所以,还要进一步挖掘现代社会对传承人技术的认可度。我们发现,当代社会和如今的城镇生活中,每天依然有很多居民、企业、文化艺术家、公共服务部门还在寻找着田师傅这样的人。很多生产生活中的工具在商店买不到,都需要他来制作,而文化馆、博物馆也希望他能将那些已经消失的老物件还原,例如犁杖、垮车子、轱辘、绳车子、打马印子的烙铁、老锯、斧子等等。
传统的新生延续了其存在的过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新的传统一定要具备社会的需求和传承人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观察和验证如今的环境中是否需要这种传统。传承人的能力,也要与转型后的社会形态相适应,这是传统转换与嬗变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时候,不是转型后的社会不需要传统,而是传承人本身不再具备足够的热忱和能力。传统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因素缺一不可,但寻找和归集现代生活中的传统和因素,一定要时时注意如何舍弃与保留。今天我们还能搜集到与民族文学有关的一些古老的风俗,从科学研究工作来说,这确是难得的文化财富。每一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传统都有过自身的辉煌,只是被埋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了。事实上,它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它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生活中,许多活态的细节往往隐藏在普通生活的过程中。作为田野文化工作者稍不注意,它便会消逝而过,只有寻找到那些生动的传统和它能存在的背景,文化才能被传承下去、保护下去。例如田师傅对传统的手艺,也不是全部的继承,而是有所舍弃与保留。过去没有铁匠不行,而在现代城市中,传统的存在不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未来的城镇发展需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要对铁匠作坊所产生的烟尘、粉尘、废料、废液进行限制;未来的生存环境,特别是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趋于宜居化,需要更加安静,铁匠作坊的锤声将被限制;铁匠作坊的功能与社会生活的需求逐渐分离,单件打制已满足不了批量需求,生产速度也跟不上城镇需求的快节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行选择和调整的。但是,农耕文化、森林文化所传承下来的这种铁匠作坊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又有自己的独特作用,它有不能替代的优势。比如从古至今的铁匠们所传承的那些有久远的自然、历史、民俗文化功能的技艺,依然是今天传统生活所急需保留的。比如对于铁匠的锤声,可以在“六一”儿童节、“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举行“响锤节”,让孩子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去听一听铁匠文化的久远呼唤,唤起大家对劳动创造者的尊敬和对曾经存在的文化遗产的思念。
对这种文化遗产在城镇化的环境中如何保持传统的调查,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传统的认知,也对这个时期民间文化工作者和非遗保护工作的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无论是城镇化还是转型期,传统都不会消亡,因为社会的发展与文化遗产的存在并不矛盾。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传统都仍旧“活”在生活里,因为传统就是人的情感和习惯。它依据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存在。关键的问题还是要走进遗产、分析遗产,让遗产能够与生活交融,并且让我们的生活保持自己的丰富性、多样性。(曹保明 中国民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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