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格低下的领导者，无法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无法肩负起事业和历史的担当。所以，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小看了官员的人格作用。就整个社会来讲，当历史进入到社会转型转轨的今天，领导干部的人格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领导干部人格的整体快速下滑，各级政府官员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普遍缺失，是吏治腐败的突出象征。如果吏治腐败若得不到扼制，则一定会动摇政权的根基，这是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最为担心的。许多人都在忧虑 、思考、研究这个问题，刘长富是其中之一，于是就动手写了《做官与修德》这本书。 

　　【作者简介】

　　刘长富，大连普兰店市人。1972年入伍，在北国边防线战斗过四年。1985年转业，先后在大连市人事局、市委组织部工作过，现任大连市政协副秘书长。多年来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人事报》、《辽宁日报》、《共产党员》、《党建文汇》、《现代领导人》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600余篇。曾获《人民日报》百篇优秀论文奖。在《大连日报》发表的三篇文章均被《中国新闻战线》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神圣的守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爱人民永远忠诚

　　民众撑天下

　　心忧民为先

　　知政在草野

　　永远敬畏心

　　第二章 能决断点石成金

　　享受创造性

　　多一些果敢

　　要量力而行

　　坚定地执行

　　第三章 善用人肝胆相照

　　慧眼做伯乐

　　放人出头地

　　莫搞小圈子

　　用人当不疑

　　第四章 严约束握紧欲望

　　用心写“一”字

　　知足最珍贵

　　坚守心不动

　　醒悟须自律

　　第五章 会舍弃正确抉择

　　进退当自警

　　莫恋黄金梦

　　愿往低处走

　　不谋子孙福

　　第六章 惜名声威严自立

　　不贪假威信

　　别急着立传

　　把好话说好

　　善听逆耳言

　　第七章 求中庸进退自如

　　适度地妥协

　　容纳对立面

　　不做糊涂官

　　实心做人脉

　　第八章 摆正位成功抵岸

　　要咬定目标

　　选择好位置

　　帅才做大事

　　管好管理者

　　第九章 巧激励众望所归

　　用其心为上

　　批评应柔美

　　疏导贵畅通

　　承诺要恰当

　　第十章 苦修炼走向高洁

　　要真诚磊落

　　培养大胸怀

　　固文化根基

　　宁静以致远 

    【书摘】

    知政在草野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人民是世界的主宰。他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些道理听起来挺抽象、挺深奥，举个例子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军事史料中有这样一组数字：
　　在国民党的队伍中，最高荣誉是授予“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抗战中，国民党有１７０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其中省部、将官以上者１４３人，占８３．１％，而普通士兵竟无一人。中共最高荣誉则为革命英模，抗战期间，获此荣誉者１５０人，其中连以下官兵１４６人，占９７．３％，另外，还授予３０名民兵及３名普通民众英模称号。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为人民公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胜利法宝。同时，这个例子也雄辩地证明，国民党败就败在背离了人民，伤害了人民，走向了人民的反面。韩毓海在《人间正道》中说过一段话：“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四个阶级形成的‘统一战线’为主体的革命，而这样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和列宁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
　　民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和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要赢得民心，就要倾听民声、了解民意、解决民需。这就是党中央反复强调的，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心、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孔子是很懂得民心、民意、民情的重
要性的。有一次，楚国大夫叶公问孔子什么是政？什么是最好的政？孔子说，最好的政就是“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说，要能够创造让近前的人感到满足高兴的良好环境，把远方的人才都吸引过来。用今天的话说，为政之道，在于关心人民群众的痛痒，广泛地唤起和凝聚人心，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个领导或者领导班子，再高明、再能干，能做成的事其实是很有限的，而如果把老百姓的智慧和力量都调动发挥出来了，能做到、能做好的事情就多得多了。什么叫人心齐泰山移？就是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在解放自己，自己在拯救自己，自己在帮助自己，自己在办好自己的事，并且自己为自己办事能受到鼓励，能赢得支持，这就能成大事业。有的领导干部总结出这么一条经验，做官的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走的，这是党和人民的规定动作，你不能独出心裁地偏离方向，也不能投机取巧地走捷径，只有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沿着既定的目标走下去。还有一条路是自己想走的，你想改革创新、独辟蹊径，出人意料地干出一番政绩，这没有错，但有一个前提和原则，你必须把必须走的路走好点、走干净点、走漂亮点，才可以去走想走的路。那么，走向基层，走入民众，走进民心，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必须走好走漂亮的路。其实，一个走不好必须走的路的领导干部，是很难走好自己想走的路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古人说的这两句话观点鲜明，寓意深刻。屋子是不是漏雨，住在屋子里面的人最清楚； 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老百姓的体会最深刻。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得与失，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有关，领导干部只有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才可以直接聆听到老百姓的疾苦诉求，感受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真正从他们那里听到看到感受到所制定的政策的优劣得失。一个有作为的领导干部和政治家应当懂得，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听到为政得失的议论，听到原汁原味的批评，甚至听到粗俗的谩骂与指责，是应当引为自豪的。因为在老百姓那里没有利益纠结，没有权势争斗，不需要阿谀奉承，不需要精心导演，老百姓给领导干部的是淳朴干净的真情实意，其中包含着真知灼见。领导干部获得了真实可靠的社情民意———所制定的政策是否符合大多数人利益，是否受到老百姓欢迎，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一边是来自草野间的嘈杂声音，一边是甜言蜜语的歌功颂德，作为领导干部，可不要头脑发热，盲目乐观，心智痴迷，一旦对两种声音分不清善恶曲直，危险很快就会来到了。
　　民生民意、民智民情在哪里？它不在书本上，不在办公室里， 也不在领导者的头脑中，而是在人民群众的饭桌上，在老百姓的炕头上。饭桌上、炕头上有民情、有民心、有民智。其实，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课题的观点和答案，都在老百姓的炕头上，都在人民群众的智慧里。如果再把视野放宽一点，所有炕头、地头、车间、班组、学校，所有基层单位的基本情况，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决策的参照系，分析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观察了解社会的晴雨表。哪个领导者下决心研究百姓的问题、民间的问题，毫无疑问，他就会有超出众人的智慧，就会有治国安邦的韬略，就会有科学决策的依据，继而，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就有高尚的官德和人格。
　　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可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脱离群众。这个道理许多领导干部都在说在喊，又常常用这个道理去教育别人，而自己却不真懂得，也不想真的去做。我们可以看看，当今的世界，有哪个执政党靠在人民群众面前浮夸吹牛、弄虚作假、不办实事而能站得稳、立住脚的？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少，尤其是联系困难群众、弱势群体更少，在政绩冲动的强烈刺激下，只求本届有政绩，只要短期有效益，习惯做表面文章，热衷耍花拳绣腿，不怕浪费钱财，不惜牺牲民力，不顾子孙后代。人民群众把领导者的这些缺德行为，玩弄的花花把戏，看在眼里，骂在嘴上，恨在心头。他们称当官的仗着手里有权瞎折腾乱作为，好了他自己，苦了众百姓，早晚遭报应。所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层次的领导，在开展工作、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先不要趾高气扬、热血沸腾，而是要先给自己泼一点冷水，静下心来想一想，问一问，掂一掂，自己对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建议倾听了没有，听到了什么，吸纳了多少，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自己打算承担怎样的责任。
　　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担负的发展任务，以及党自身的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相当复杂，我们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异常严峻。这从客观上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以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到基层去，到民间去，把人民群众的呼声、意愿和诉求作为执政为民的第一信号，在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挖掘、集聚蕴藏于他们中的智慧和力量，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办法与途径。  
问政于民要有真诚的态度。倾听群众的呼声贵在态度真诚， 与群众平等相待，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不但听认可、听赞扬、听感谢，更要听批评、听意见、听建议，从而掌握全面、客观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发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曹刿论战》这篇古文中说，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应战。曹刿为此要去见鲁庄公献良策。他的一位同乡说：打仗是国家军队的大事，有权位的人会去谋划的，你何必去参与操心？曹刿说：有权势的人很浅陋，不能深谋远虑，我不放心。他执意进见了鲁庄公。曹刿虽然是个无职无权的平头百姓，但却有极强的参与意识，这就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在自己国家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不放心只让那些当官的去谋划，于是挺身而出。曹刿见到鲁庄公，首先提出何以战，特别强调，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看民意，然后可举。在他断定民心所向，国力所当，可以一战后，这才跟随鲁庄公率兵迎战，大获全胜。
　　曹刿论战是２０００多年前春秋时代的事，今日谈来仍然意味深长。曹刿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但光有他的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允许其参与的环境和条件。看来，鲁庄公的平民意识很强，只要有利于国家人民，不论是谁都见，不论什么建议都听，这才成就了久传不衰的佳话。在这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应好好学学鲁庄公的真诚和雅量，虚怀若谷，真心实意地听取基层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如果高高在上，端着架子，眼睛朝上，还听得到真话，获取到真智吗？
　　问政于民要有科学的角度。《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连线基层》栏目说的卧底局长，是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家顺。为了切实解决好企业招工、农民工的待遇等问题，让政府的说法和老百姓的感受对接，他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０ 年，先后五次“潜伏卧底”在义乌、扬州的企业，考察了１８０多家招工单位。老百姓夸奖这位“卧底”局长：“跟着陈家顺，打工真心顺。”而有一些领导干部却是听惯了唯唯诺诺之声，对人民群众的心愿、呼声置若罔闻，甚至连群众的骂声也听得麻木。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干部对待群众、看待事物的角度发生了偏差。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居高临下，总是从上面往下看问题， 要么对群众意见不以为然、敷衍应付，听意见只是做做样子；要么是只听顺耳的话，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以为那是对自己的藐视和不敬；要么以听取意见为名，实则对群众发号施令。毛泽东曾经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角度。说卑贱者最聪明，是因为处于最基层、在具体岗位上工作的干部群众，把自己看得很低，非常谦虚谨慎，注重体察民情，能从实际出发，他们对做一件事情的利弊得失的观察很真很细，因此，对大事小情总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判断，所得出的认识也就更容易接近真理。那么，高贵者愚蠢在哪呢？看看我们周围有些领导干部的作为，便有了答案。许多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之所以糊涂愚蠢，往往不是糊涂愚蠢在高深的问题上，而是糊涂在、愚蠢在连老百姓都看得清楚明白的浅显问题上。就是他们看待问题时所选的位置和角度发生了偏差，出了毛病。领导干部到底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位置和角度认识社会、看待百姓？有人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 你不要从高处往低处看，从亮处往暗处看，从专家学者这里向老百姓、农民工那边看。从这个角度看，不但很有可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看不大懂，而且会因视觉偏差，得出与实际大相径庭的结论。怎么办？你要下去，一下去位置和角度就变了，从老百姓这边、从弱势群体这边、从基层这边往上看，这样就会得到更全面的认知和信息，就会知道政策的优劣与得失。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你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是真心还是假意，老百姓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问政于民要有沉下去的力度。把一只葫芦放到水井里，从上面看，葫芦是深入到下面了，而从井里看，它并没有沉入到水里，而是浮在井水的上面。这葫芦是了解不到井水里的真实情况的。到人民群众中倾听呼声，要求领导干部去官气、少暮气、不娇气、接地气，真心实意地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情同手足。切忌学葫芦，人是下去了，心却浮在上面。
　　毛泽东一贯倡导向基层学习，向基层的普通人学习。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开展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最鲜明的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梁衡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在１９２５至１９３３年曾认真做过农村调查，１９４１年又将其结集出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延安的一个农民，天打雷霹死了他的毛驴，就说： “何不霹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要以反革命罪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说，他这样说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毛泽东就让减税。当时边区地域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重要标志，就是要改变长期足不出户、端坐机关，或者深陷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之中的状况，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思、更多的精力到老百姓中间去，听听、看看群众在想什么、议什么、盼什么、做什么，真切感知百姓安危冷暖，真心了解百姓所需所难。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反映群众愿望、虚心吸纳群众智慧、充分发挥群众力量的决策和举措，才能够结出惠及民生的果实，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那些劳民伤财的“学费工程”、有始无终的“烂尾工程”、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弄虚作假的“政绩工程”等，则常常是决策者闭目塞听，或者为一己私利而歪曲民意所结出的“苦果”，这样的苦果折射着决策者低劣的人格。  

  享受创造性

　　不论哪个层次的领导者，总是要制定政策做决断，只是决策的内容、要求和所产生的影响力有所区别。一般来说，领导干部的智慧和才能是分层次的。有些人博闻强记，能够把许多知识、数字、事件、人头记在脑子里，他的脑袋就像个电脑，到用的时候，那些东西一下都跑出来了；有些人能够融会贯通，特别善于举一反三，把林林总总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再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把相互间具有一致性的思想揭示出来；有些人富有悟性，不管什么事情一点就透，而且能够在杂乱的事物中，理出头绪，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有些人长于创造，通过富有创新创意的思维，提出与众不同、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新办法。对于领导干部来说， 具有创造性思维，这属于最高层次的智慧。具有这种素质的领导者，一般都充满开拓精神，敢于挑战新事物，不断开拓未知领域，全力争取获得成功。一个富有创造性决策智慧的领导干部，总是会以他为轴心，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力场，千千万万的人信任他、敬佩他，愿意忠心耿耿地围着他、跟着他，为他决策中提出的目标去拼搏、去努力。因为人们能够从奋斗中，看到成功的希望。
　　按照中英、中葡之间的条约规定，到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香港、澳门的主权要回归中国。然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却是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一场大戏，所面对的是整个西方社会。让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管理体系，融入到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这是多么复杂的社会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他高瞻远瞩的气魄和无与伦比的智慧，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使得中国面临的极其复杂、极为严峻的港澳回归问题迎刃而解。实行“一国两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没有先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又从未涉及，邓小平把它创造了出来，这个决策引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在中英两国领导人谈及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创造，不仅体现了邓小平伟大的政治智慧，也展现出他那伟大而持久的人格魅力。
　　“一国两制”是国家最高层的决策，也有最低层次的一个小村庄的决策，同样具有创造性的意义。农业大国中国的广大农村，怎样才能摆脱贫困落后，解决能吃上饭、 吃饱饭的温饱问题，走上富裕的道路？１９７８年冬天，朱元璋的老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严宏军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不能再吃大锅饭了，要实行土地承包。于是，他带领1８个农民，冒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土地承包，如同一个小火星，在中国大地燃起熊熊烈火；如同一声响雷，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意识。一个实行土地承包的小岗村，炸开了中国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土地改革助推农村改革，又以农村改革促进整个中国的改革。小岗村的一个土地承包决策，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起点，成为中国走向富裕文明的开端。
　　创造性的决策富有极大的能量，它依靠智力的巧妙设计，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出最大的效能。特别是在对策性问题中，依常规走路往往造成失误，或者事倍功半，而创造性的决策却常常能够出奇制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施和享受创造性决策，有些值得注意和借鉴的基本要素。
　　实施创造性决策要有战略家的眼光。一粒平淡无奇而又无颜色的种子，却能带给我们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这需要你的眼力，需要你有于混沌中洞察事物的长远眼光。不要抱有实用主义态度，因眼前得失而遮住双眼。铸就战略家的眼光，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提升和引导，不使自己沉溺于超功利、超实用的陷阱，摆脱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１９４７年３月，蒋介石对延安紧逼围剿，形成大兵压境、泰山压顶之势。是继续留在延安，固守这片圣地，还是撤出延安，以求来日再图？当时的中国革命处在两难的十字路口。毛泽东审时度势，以战略家的气魄决定放弃延安。这个决策是痛苦的，却又是必须的。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时告诉全党， 现在撤离延安，是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是永远得到延安。这个决策的全部意义就１６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１６个字的决策，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也成为中国革命迅速走向胜利的转折。
　　工作失误，会造成损失，如果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不少领导干部只盯着金钱物质的直接损失，而忽视决策失误所产生的损害。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决策好比往山上推一块大石头，方向对、路径好、人心齐，可以顺利把石头推到山顶，反之，推到半山腰的石头，将会重新滚落到山底出发时的原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种回落不仅使我们所做的工作回到了初始的起点，而回落本身就意味着倒退。领导干部每一个重要而又比较困难决策的做出，必然经历认知上的冲突，这时需要决策者用独到的眼光和自我批判精神，根据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去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案，而不是追求最好的方案。特别是创造性的决策方案，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修正、补充和完善。所以，具有自我批评精神，敢于否定自我的创造性决策者，不仅气度大、眼光远，而且富有敢冒险、能担当的美好人格。
　　实施创造性决策要有哲学家的宇宙观。许多人常常手抚地球仪，以无比敬佩的崇敬心理，缅怀第一个证实地球是圆的航海家麦哲伦。同时，也提出个大大的疑问：中国的郑和比麦哲伦早１４４年出海远航，他那先进浩大的船队在２８年间，先后七次越洋远航，怎么就没有发现地球是圆的呢？追根溯源，是麦哲伦与郑和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不同，决策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同，最终的结果也不相同。对此，詹克明在《为什么是麦哲伦》一文中说得非常好：凡属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或是处在历史紧要关头之时，决定成败的首要因素是他自身的宇宙观。依据正确的宇宙观必定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以弱胜强。倘若观念谬误，哪怕你占据对比悬殊的巨大优势，也终难成大业，即使赢在起跑线上，终点处却总会让别人独戴桂冠。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作出的一些决策，为什么不能实施下去，即使勉强推行下去，为什么没有得出好的结果，甚至有的决策有害于社会和人民？根本原因是决策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错了。决策者心里没有揣着正确的观念，所作决策的方向一定要发生偏差，或者滑向错误。而如果决策者的观念正确，决策的方向就不会脱离客观现实的轨道，即使前进的路上有沟坎、有障碍、有风险，前途依然是光明的。这是一个规律。
　　实施创造性决策要有发散性思维。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说过，“搞科学如果没有新发现，科学便死了。”新发现就是创造性， 而创造性富有耀眼的斑斓色彩，具有神奇的想象空间。严巍讲过一个“再画一幅画”的故事。
　　一家公司老板要在新招聘的几十名员工中选一位自己的助手，便在黑板上贴了一张白纸。他说：“我想让你们互相认识一下，请你们上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张白纸上。”应聘者依次走上讲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白纸上，很快就写满了五颜六色的名字。这时，老板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你们在座的，有谁能在这张纸上再画一幅画呢？”其实，这张写满名字的纸上已经没有空白的地方了。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时有一个员工走上讲台，把那张白纸轻轻地翻过来，又重新粘贴在黑板上，然后拿起彩笔画上了一朵娇艳的花朵。成功的决定竟如此简单，在把一张纸轻轻一翻的瞬间就完成了。
　　这个有趣的故事，虽然事情小，可蕴含的道理大。思维的定式太多地束缚了人们的鲜活灵感，太多地束缚了人们的反向思维，从而失去了思维的广阔性和预见性，以及必要的想象力。作了茧的蚕，看不到茧壳以外的世界；井底下的蛙，看不到井外的天地。那么，领导干部怎样运用发散性思维，实现决策的创造性？
　　第一，要有批判的精神。创造性决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对认知背景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态度，不因循旧习，不囿于定格，不墨守成规。“萧规曹随”是一个有名的典故。萧何是汉初三杰之一， 对刘邦打天下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帮助刘邦治国理政也建树颇丰，政绩卓著。萧何死后，由曹参继任相国。曹参知道自己的能力，就采取这样一个做法：萧何制定的政策法令不加修改地全盘执行。朝廷上下多有非议，而曹参不为所动，他对皇上说：陛下不如高皇帝，我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天下，又制定了一整套政策规章，我们能够一切照办不失职就行了。由于曹参头脑里都是陈规戒律，做了三年宰相，平平淡淡地未有像样的建树。领导干部决策中的批判精神，不是无端怀疑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更不是对不确定事物的躲闪而消极无为，批判精神的实质是倡导和鼓励人们探索未知，坚信人们能够认识和解决不确定环境条件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这是积极进取的认识论基础。领导干部有了这种积极的、进取的批判精神，在实施决策时就能不拘于成见，不盲从权威，善于从多方面看问题，善于进行独立思考，不把任何一种理念固定化，不把任何一种经验绝对化，不把任何一种方法模式化，从而能够在决策实践中，既不断调整和重构自己的认知背景， 又尽力改进决策主体本身，使自己的决策水平能力逐步提高。
　　第二，要有对新事物特点的敏感。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除了理念和经验，敏感是极端重要的。这种敏感，既是对事态新特点的敏感，也是对事物发展新动向的敏感，更是对事物运行可能产生新结果的敏感。在这种敏感的基础上，以求异思维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发展中提出的新课题。１８世纪的欧洲，爆发了一种叫天花的大病恶疾，四处横行肆虐的天花，弄得美丽的欧洲成了恐怖的世界，许多人染病丧生，街上到处都是麻脸的人。医生和专家夜以继日地研究天花病人，试图攻克天花病毒，但没有结果。有一个叫琴纳的乡村医生，面对如此恶疾，他把自己的思维转了一个弯，把眼睛从天花病人身上移开，专门盯着那些挤牛奶的女工。他纳闷，那些挤牛奶的女工们为什么都是红光满面，没有一个得天花落麻脸的？ 经过研究和思索，琴纳终于明白，这些挤奶女工在感染轻微的牛痘后，就不再生天花了。于是，琴纳发明了一种预防天花的“种牛痘”的方法。小小牛痘，成为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福音，不仅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也保护了千千万万个漂亮的脸蛋。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思维转个弯，思想的空间地广天阔。爱迪生的门罗实验室有一次被大火烧毁，这是多么大的不幸！可爱迪生并不悲观，面对被烧成灰烬的废墟，轻松地对大家说，“我们的一切错误全部烧光了，正好重新开始”。这不仅显示了爱迪生宽阔的胸怀，更展现了他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存在的事物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要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好的事情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坏的事情也包含着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因素。事情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存在着。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要善于让自己的思维转个弯，这就会给你以信心、智慧和力量。
　　第三，要突破单纯经验判断的束缚。领导干部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他们常常运用类推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作出决策，去解决相同或相类似的问题，有成功，但常常会失败，自己把自己推进了陷阱。这就是感性经验之于理性认识的局限性。巴蒙蒂埃是法国著名的农学家。在一次战争中，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在这期间，他经常吃马铃薯， 感觉非常好。释放归国时，他偷偷将马铃薯带回法国，并劝说人们种植。可是，法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马铃薯，对此不屑一顾，谁也不去种它，马铃薯被冷落了。这个挫折使巴蒙蒂埃调转思维，不再正面劝说，而是采取了另外一个策略。1787年，他自己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始种植马铃薯，只是请求国王派遣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田野里看守，制造严禁的假象。这么一包装、一禁止，反而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许多人利用晚上看守士兵撤走的机会，偷偷跑到地里挖出马铃薯，种到自家的菜地里。由此，马铃薯在法国成了好东西。就这样，千言万语人们无动于衷，一言不发却使人争先恐后。
　　这启示我们，任何经验的简单重复，都不能带来知识的增长， 也不会使经验得到升华。如果打开视野，冲破经验的束缚，就会在不断积累新知识中，创造出新的经验。当我们要判断天鹅是否都是白色时，用不着、也不可能去观察所有的天鹅。相反，我们只需看见一只黑天鹅，就可以得出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结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我们真知的东西，而如果误以熟知的东西为真知，并以此为根据实施决策，难免要犯错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慧眼做伯乐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强天下。这两句话大概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味，具有普遍的真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为核心的盟国取得胜利，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轴心国战败。战后，美国从德国抢走最多的是各种人才。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美国是经济、科技、军事大国，而它首先是人才强国，是强大的人才支撑着这个强大国家的大厦。《哈佛之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法国的故事。
　　１１４１年，法国巴伐利亚公爵沃尔夫所坚守的温斯堡城，被康纳德国王的军队围困了数月。沃尔夫实在坚持不下去，他已无路可走，只能投降。可是，温斯堡城中的女人们不肯放弃，她们要求康纳德国王许诺，要保证温斯堡城内所有女人的尊严和安全，并且在她们离开时，允许带走她们双手能够带走的所有东西。当她们的要求得到允许后，便从打开的城堡大门中走了出来。康纳德国王及其军队惊呆了：女人们怀中抱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她们的丈夫。女人们知道，金银珠宝是有价的，而丈夫是无价之宝，因为有了丈夫就有了家，有了依靠，有了希望，有了未来。
　　这故事好像和人才的事不沾边，但其中蕴含的道理是搭界的， 能够给女人们带来幸福和希望的人，才是最珍贵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做得出色，开创事业新的局面，人才是诸多重要因素之首。认识人才对于事业的重要性，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你用什么样的标准和眼光看准人、选好人、用对人。有再多再好的人才，如果看走了眼、用错了地方，或者干脆压着不用，同样于事业无补。
　　《史记·魏世家》中有一段故事，大意是说魏文侯想找一个德才兼备的能人当宰相，他面前有魏成子和翟璜两个候选人，可魏文侯拿不定主意，难以取舍，就让李克帮助出主意。李克对这两个人非常熟悉，没有直接回答应当选谁，而是列出了识人用人的五项评价标准：居则视其所亲。在官场内外，看他都与哪些人走得近、交往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大体可以断定他的人品和格调。富则视其所与。当他富有的时候，是把钱财拿来花天酒地无度地挥霍享受，还是把钱财用在发展事业、关心社会、接济他人上。达则视其所举。当他身居领导岗位的时候，看他喜欢重用些什么样的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才的情感、胆识和肚量。穷则视其不为。当他处于厄运和险难环境之中时，能不能守住原则，守住心志，守住做人的底线。贫则视其不取。当他穷苦潦倒时，是否能够严格操守，贫贱不移其志、不改其色。魏文侯用李克所提出的五个标准，反复比较，左右权衡，觉得魏成子的综合素质与李克的标准比较接近，于是，决定任命魏成子为宰相。
　　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个历史的范畴，每个时代以至于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会有选拔任用干部的实际内容和具体标准，不会一成不变。然而，也一定会有超越时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承接起历史和现实，为人们提供共性价值和判断尺度。李克提出选人的五项标准，在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宋代名臣司马光在选人、用人上，独具眼光，在他看来，选拔为社会和老百姓服务的官，“德”字当头，以德为先。他说，“才对德只是起着借助作用， 德对才起着统帅作用”。这个观点和毛泽东提出的德才兼备原则是一致的。以德为主，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原则，成为中国官场上长久不变的一个方针。司马光还按照德才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人才划分为四种类型：德才俱佳是上等人才，每个时代、每个社会， 这样的人才都是凤毛麟角，很难求得。德胜过才是中等人才，尽管这种人不是出类拔萃，但他们德高品优，讲究操守，仍然是社会的栋梁之材。才胜过德是下等人才，社会上这种人非常多，他们有三个鲜明特征：很精明但善于投机钻营；情商高但爱玩变脸游戏；敢作为但为己私心太重。德才平庸是次等人才，这种人属于草包饭桶之类，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大事好事不能做，坏事赖事不敢做，放在哪里都比较放心，虽然成不了事，但也败不了事。司马光在列出四种类型人才后，又阐述了对不同类型人才的用法：德才俱佳者属于圣人，是支撑社会大厦的顶梁柱；德胜过才者属于君子，为社会百姓所信赖，能挑起事业的大梁；德才平庸者是庸才，可以安排到不重要的岗位，或者给个虚职；才胜德者属于小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远小人，绝不能重用。重温司马光的用人思想，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提升识人用人境界。
　　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处在社会的大网络之中，你在选拔任用下属的同时，又可能被你的上级选拔任用。选人者被人选用，被选用者又会去选用别人，这是官场运行的程序和规则。作为领导者， 不论你是位高权重、大权在握，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千万别忘了，你选拔任用什么样的下属，已经把自己的心胸、灵魂和人格暴露无遗，上级就会用同样的尺子去衡量你。所以，领导干部选人用人要出于公心，不要做套中人，因为私心、祸心是包不住的。有人仿龚自珍的话：“但愿天公重抖擞，降人厚德又多才。” 　　从战略层面选拔人才，需要遵循规则；在现实生活中选拔人才个体，则需要眼力和智慧。王磊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术，很让人开眼界：
　　炎炎夏日的一个黄昏，曾国藩刚回府邸，家人低声告诉他，李大人推荐来的三个要做官的年轻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悄悄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很快， 曾国藩胸有成竹地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和他们攀谈了一阵子。待他们离开之后，曾国藩吩咐手下对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给了他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并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在大家实在想不通时，曾国藩说出了用人的秘诀：第一个年轻人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刚才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他对很多东西不甚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而且他在背后发牢骚最厉害，由此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遇事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沉稳有余，魄力不足，只能做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不焦不躁，竟然还有心情观浮云，两眼望着遥远的天空，就这一份从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显贵他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这是少有的人才啊！这个年轻人日后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一声叹息。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在后来的一系列征战中迅速脱颖而出，受到军政两界的关注，并因为战功显赫被册封了爵位，又在垂暮之年复出，率领台湾居民重创法国侵略军，从而扬名中外。他便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不过，正如曾国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被小人中伤，黯然离开了台湾。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僚，虽然历史匆匆走过，但他为国家选人用人的气量和眼力，仍令我们折服，使人不能忘记。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他的《马说》中有一句名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传说中，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在人间，人们则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是春秋时代的孙阳。有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连跑了好几个国家。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 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累得呼呼直喘，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那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不停地抖动着长长的马尾，好像有很多话要对伯乐倾诉。伯乐精神一振，立即从声音和举动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他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犁地，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
　　伯乐牵着千里马，直奔楚国，来到王宫，指着马对楚王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楚王一见这马骨瘦如柴，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 不过拉了一段车，又喂养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养，很快就会恢复体力。”然后伯乐拍拍马的脖颈说：“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那马像是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直上云霄。过了数日，那马果然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工夫，已跑出百里之外。后来，千里马伴随楚王驰骋沙场，屡立战功。
　　伯乐相马的故事，流传了好几千年。可见伯乐精神属于一切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人才，也更需要伯乐。做善于识才、能够用才的伯乐，这是每一位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今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但是，只有人才不行，还要有让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还要有搭台人，领导干部就是搭台人。这里有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面对那么多各类人才，要有人说行。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能人站在领导者的身边和眼前，他们怀着一腔热情和期待，就等着伯乐们夸奖赞美，点头说你行。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就是不张嘴、不点头，能够决定他人前途命运的领导干部的一个“行”字不吐口，对那些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来说，可要影响前程、埋没才干、耽误大事了。虽然说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但金子发光是需要条件的，成色再好的金子，要是没出金矿、未经加工，甚至还埋在矿坑、沙堆里，人们是看不到金光的。
　　第二个问题是，有权力说部下行的领导，自己应当行。在对待人才问题上，我们党强调最多的是，领导干部要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善任，广纳群贤。从领导干部选才用才的角度看，领导者自己首先要比别人行。怎样衡量领导者行不行？归结起来，就是要有慧眼识才的能力，量才适用的艺术，容人之短的雅量。而其中容才的雅量又特别重要。对于那些刚刚踏上社会，初入官场的年轻人来说，上级一个“行”字的肯定，能激起他们无穷的工作热情。回到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对等着盼着说他“行”的部下顾虑重重，进退维谷：说你不行，工作还需要你、依靠你，割舍不下；想说你行，又担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行了人家，败了自己。最让人胆寒的是，在有的领导者眼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除了自己，谁也不行。这就是行了自己，毁了别人。对于许多优秀的人才来说，不是因为他不行领导不用他，而是领导不用他他才不行。正如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第三个问题是，想让领导者说行的下级，自己要真行。对于被选拔使用的人才来说，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你自己要行。你的素质高、能力强、人缘好，被选拔重用的机会就多，施展才华的舞台就大。现在有不少年轻干部心高气躁，老是埋怨别人不尊重他，领导不重用他，社会不重视他，耿耿于怀自己被埋没、被耽误。其实，这样的干部本身就不行。俗话说，素质不强难服人，人格不高口碑差。社会大浪淘沙，官场优胜劣汰，你行不行由不得你自己。
　　这么看来，我们的社会需要培育出千千万万优秀的人才，更需要造就出许许多多真正的伯乐。关于人才和伯乐的关系，我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应当在更深的层次去理解、去判断。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在各个层面上都缺少真正的伯乐，所压抑的不仅是一代人，而将是长久的伤痛。我们的社会要是拥有一大批、一大群公而忘私的伯乐，他们会着眼于眼前的事业，也着眼于未来的大业，选拔任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当这些优秀人才成为伯乐，他们又会选拔任用新一代的优秀人才，从而形成优秀人才层出不穷的兴旺发达局面。倘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太多的假伯乐、庸伯乐，他们不会去任用一流的拔尖人才，而是要用那些听话但属平庸的二流三流人才，当这些二流三流人才成为伯乐，再去选拔任用人才时，大概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就不难看出，江山代有才人出，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而人才一代一代相形见绌，却是国家和民族之大痛。愿我们的领导干部，好好掂量掂量自己身上的责任。
 
    不谋子孙福
　　父与子是个辈分的符号，它是人类繁衍生息、从远古走到今天，再无穷无尽地走向未来的一个标记。既是薪火相传，又是事业不衰。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进化、自然变迁、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承接过程中，如何让后人超过前人，世世代代一代胜一代，是人们共同的企盼。在这个问题上，不论于公于私，论国论家，领导干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能从中看到领导者的人格底色。
　　公元前２６６年，赵惠文王去世，因儿子孝成王年幼，不能主事， 就由赵惠文王之妻赵威后执政。赵太后刚刚开始执政，秦国就派兵猛攻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表示必须以长安君，即赵太后的小儿子为人质，才能出兵。大臣们极力劝说，赵太后执意不肯。这时，左师触龙拜见太后，对太后说：“父母疼爱子女，总是替他们做长远打算。您老人家在女儿燕后出嫁送她的时候，为她哭泣，为她远离自己而惦念悲伤。她出嫁后，您并不是不想她，可您祭祀时一定为她祝福说：千万不要被赶回来啊。这难道不是为她做长远打算，希望她有了子孙可以世代相继做燕国的国王。”太后说：“是这样。”左师问道：“从现在数三辈以前，一直往上推到赵国刚建立的时候，赵国君主的子孙封侯的，他们的子孙还有继承爵位的吗？”太后说：“没有。”左师又问：“不只是我们赵国，其他诸侯国的子孙封侯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存在的吗？”太后说：“我没听说过。”左师叹道：“这大概是近的祸患落到自己头上，远的祸患落在他们子孙的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只是因为地位高贵而没有什么功勋，俸禄优厚却不曾有所操劳，但拥有大量的贵重珠宝。现在您老人家使长安君的地位很尊贵，并且分封给他肥沃的土地，又多给他贵重的珍宝，这些都赶不上趁早叫他对国家建立功劳。要不然，有朝一日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什么能在赵国站稳脚跟？为此，老臣认为，您老人家没有替长安君做长远打算啊！”太后说：“好吧，任凭你怎么指挥他都行。”于是，给长安君套了１００辆车，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的军队这才出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赵太后溺爱幼子，拒绝群臣诤谏。而触龙针对赵太后的心理，迂回委婉地平息了她的怒气，并使她自愿为赵国、也为儿子的长远利益，而送长安君去做人质。
　　可怜天下父母心。古往今来，父母总要为儿女操心，长辈总要为后辈着想，这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也是最放心不下的。从血缘关系上讲，这是他们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子女成人成才的第一责任者是父母。然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对子女的爱显得很浅薄，很庸俗，很不靠谱，他们关爱子女的眼光和视角，出现了偏差。要么为他们攒一大笔钱，要么送到国外去镀金，留在国内的，就千方百计地找个好工作。这样做，从人之常情来说，无可厚非。可是，做父母的，责任到此为止了吗？子女的人生道路打住了吗？看看我们的现实社会，那些个官二代、富二代，有多少人在学业上、事业上取得过大的成就，有多少人在品德上、为人上成为学习的楷模？倒是有数不清的人变成了纨绔子弟，他们倚仗着有权势的老爹老娘，很享受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有着优越的工作条件，有着吃喝不愁的安乐窝，还努力什么，拼搏什么，奋斗什么，得过且过呀！ 养尊处优，成了很多领导干部子女的通病。这个病很可能使领导者的后代成为弱苗子、病苗子、残苗子。现在有不少领导干部为不争气的子女所累、所愁、所恨，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挺不起腰。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向赵太后学习，疼爱子女，一定要打开眼界， 放远眼光，为他们的长远和未来着想。
　　先说家财不为子孙谋。这是唐代诗人罗隐诗中的一句话。罗隐做官一生清廉，在官场上赢得好名声。他为后人留下《歌诗集》１４卷，其中，《夏州胡常侍》中说，“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江泽民对这句话非常推崇，他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 历史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尚且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国事” 与“家财”的关系，我们生活在２０世纪末，又是共产党人，是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处处以国事、人民之事为重，绝不能再干那种为了“家财”而以权谋私的事。不为子孙谋钱财，应是领导干部所追求的品格和境界。
　　清朝末年，产生了两位风云一时，又让后人敬仰不衰的人物： 曾国藩和林则徐。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生于乱世的聂云台，非常反感厌恶当时社会的奢靡之风，他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将自己所见所闻的诸多显赫家族败落于挥霍奢侈的事例，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写成《保富法》一书，劝诫世人的许多评论内容，耐人寻味， 令人感慨。
　　聂云台住在上海５０余年，看到很多发财有钱的人，包括一些做官人家。这些做官发财富起来的人家，有三年五载就衰败的，有十年八年就破落的，有二三十年就垮掉的。这些人家道的衰朽没落，各有各的不幸，而缘由大体相同。有的是子女不成器，吃喝嫖赌把家底挥霍空了；有的子孙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生生把祖宗留下的家业给败光了；有的是他们的子孙与社会黑恶为伍，因积怨太多被火并掉了。聂云台说，大概算起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后来家业没有衰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求上进的，百家之中，仅有一两家了。然而，虽然有机会有条件发大财而不为，没有为子孙攒下一大堆家底的几家大户人家，他们的子孙后代却出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的家业也很昌盛地一代一代传承着。
　　曾国藩为官数十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虽然他地位高，权力大，却既不肯自己发财，也不给子孙留钱财。他死的时候，家中只有两万两银子。如果曾国藩想发家致富，具有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就说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尽管定价不是很高，但利息却高得惊人，每张二百两的盐票，后来可卖到两万两，利息就有三四千两。据说，当时谁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以称得上富裕人家了。曾国藩勒令和告诫家人，谁也不准承领盐票，一张也不行。不论曾国藩在位还是离世，他的家人和后人手里竟没有一张盐票。有人这样评价曾国藩：他是中国历朝官场上的一个另类，位高权重却不贪财。然而，虽然曾家数代清贫， 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兴旺，家世香火，绵延不绝。
　　再看林则徐。虽然他身为封建末世的官僚，但面对列强入侵， 表现出不畏强敌、捍我江山的英雄气概，使人难以忘怀。同时，林则徐为政清廉的高贵品格，同样令人赞叹。作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要想发财、发大财，那是唾手可得。可林则徐洁身自好，入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清官廉吏的形象。他死后，没有任何积蓄，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家底，却给后辈们留下了无价之宝的家风和美德，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门第。对于为什么不给子孙留钱财，林则徐说得非常清楚深刻，也非常辩证：“子孙若肖我，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若不肖，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林则徐的这几句沉甸甸的话，值得每个领导干部，也包括每个人，好好掂量掂量。家财不为子孙谋，不给后代留下金钱和权位，给他们留下精神、志向和美德，这既是明智之举，又是历史经验。财富是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钱财不是领导干部成功与否的标志，也不会为子孙铺下成功的道路，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把个人引向罪恶、把社会风气引向靡乱的渊薮。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现在的贪官贪得越来越离奇出格了，少则几千万、上亿元，甚至更多，几十万、几百万元那是小巫见大巫，很惭愧的。有的领导干部恨不得把儿孙，以至子子孙孙的钱都攒足，把他们都养起来。很可能这就是他们家道败落的开始，他们用自己的手为家族挖了个大陷阱，埋下一代不如一代的隐患。还是学一学曾国藩、林则徐的人格和智慧吧！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为什么要替他们出苦力、担风险？ 如果在金钱诱惑、儿女情长面前实在掰扯不开了，你可以唱一唱《万空歌》，它会开启你痴迷的心窍：“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落为谁功；金也空、银也空，谁人死后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名也空、利也空，转眼荒野土一封。”谁见过罪大恶极的贪官在走向刑场的时候，享受过他恩泽的子孙，能够挽救他的性命？没有的事。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人分为三种类型：追求利益的人， 追求荣誉的人，追求真理的人。站在现实社会，用今天的眼光和理念来看，追求利益的人属于经济型，他们主要关注物质利益的获取与享受；追求荣誉的人属于政治型，他们偏重自己的社会荣誉和影响，强调心灵的满足；追求真理的人属于哲思型，他们重视政治人格的提升，以理性意识为人处世。虽然很难把社会中的人截然归为哪种类型，而一个人的身上又往往是不同类型的交会，但社会生活中的人具有鲜明的品质和纯度差异，则是不容怀疑的。我们看当下的社会，财富至上，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成为带有主导性的社会风气，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年轻领导干部，放弃或者淡漠了精神追求，他们的眼睛始终看着物质利益，沉溺生活享受，这样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世界上的事情都具有相对性，包括领导干部在内，任何时候都不要看轻物质财富的作用。马克思说过： “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的利益有关。”没有物质财富，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发展。但人们同样不要忘记，财富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财富可以使人在解决温饱和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和生活自由，这时的财富显示了人类对它的依赖，须臾不可离开。另一方面，财富具有极大的腐蚀性，会使人不知不觉中嗅觉迟钝，移了性情，模糊颠倒是非界限。这就告诫领导干部，不要盲目地、无限度地追求和积累财富，一定情况下，财富是个好东西，使你如沐春风地生活着，而超过允许的空间和范围溢出的财富会衍生出毒素，伤害你的身体，败坏你的情感，毒化你的灵魂。所以，聪明的领导者，为了不让财富来危害自己，一刻也不要放弃精神追求，用不断提高的精神境界，对财富中包含的毒素和消极成分，进行监测过滤，加以消融化解。
　　再说权势不为子孙留。《总统，请交费》这篇文章是赵盛基写的。他在文中介绍说，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６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谋求连任，来到了加州小城新港滩市。当天晚上，就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总统光临，当然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从接待、宴请、保安都是高规格，花了一大笔钱。当奥巴马离开时，“不太懂世故”的市长却要向总统收费，并开出了缴费单。市长让总统缴费的理由是，总统为连任竞选的募集、筹款活动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在履行总统职责，所以没有价钱可讲，必须为额外的公共服务埋单。在这个市长眼里，必须公私分明，任何人都没有特权。这个小故事，令我们惊讶，叫我们钦佩，也让我们深思。
　　历史走到今天已经很现代化了。现代观念、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成为社会的主导。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官本位、等级制因素，依然存留并蔓延滋长，从而导致我们的社会特殊化之风到处泛滥，特殊阶层在加剧形成。一个“特”字，覆盖着整个社会。上学、就业、当官、发财，几乎所有的行当都被权势把持着、垄断着，社会的极度不公平、不公正，导致年轻一代腐蚀了奋斗的激情和棱角，都在企盼着有个好爹、好娘、好亲戚，没有一个好的靠山和背景，任何努力和付出都可能没有好的结果。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和交流，被特权者阶层生生地割断了。特别是现在官场上，除了当权者之间颇多交易，更多的是互相关照下一代的“隐形世袭”，这种世袭直接践踏着社会公正。这不仅会损害年轻一代， 更会在深层次上伤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这个角度看，淡化官本位思想，淡化特权意识，营造一个让人们心情舒畅的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人们在为官僚腐败、特权横行痛心疾首时，常常惦记起“红色的一代”，认为那是值得敬仰、称道的一代。他们虽然有打江山、坐天下的显赫父辈，“但他们中大多数人艰苦朴素，自强自律，为人低调，尤其他们具有一种可贵的平民意识，哪怕是天生贵胄，都不许搞也不搞特殊”。他们认为，父辈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那是他们那一辈人应承担的责任，他们的功劳属于民族，和我们无关，我们无权继承他们的功劳和荣誉。我们要担负好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历经磨难，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后，又到农村、工厂去学习锻炼，朝鲜战争爆发，他和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一起，奔赴战场，竟牺牲在异国他乡。当周恩来请求把毛岸英的骨灰运回国内时，毛泽东沉思良久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在毛泽东眼里，毛岸英就是普通战士，没有和别的战士不一样的地方。是战士就要上战场，上战场就会有流血牺牲。毛泽东作为领袖，自己不搞特殊，更不让自己的儿子享受特殊待遇，即使他牺牲了，也要和普通战士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信服、令人景仰的崇高人格啊！
　　顾骧在《这一代》这篇文章中，写了毛泽东和他的女儿，写了任弼时和他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平时住校，假日回家及返校，都和其他同学一样乘坐公交车，也无专人接送。北师大女附中规定，学生星期天应返校上晚自习。一天，任弼时身感不适，挽留他的两个女儿远志、远征在家住一宿，隔天赶回学校上自习。因为她们没有事先和老师请假而未敢违规。第二天任弼时突发脑溢血，待姐妹二人赶回家时，已临弥留之际。一个领导干部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与对精神信仰的执著，会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正是区别领导者的品格优劣的最大特色。姚柏林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朱德与女儿的对话：朱德曾对他的女儿朱敏说：“我是无产者，我们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 你们可以拿去学习。”朱敏满怀深情地说：“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世界上最富有最丰厚的，它让我生活充实，让我心地纯净，让我拥有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许光达大将的儿子叫许延滨。他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厉，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给许延滨定了三条规定：上学就住在学校，过集体生活；生活上向工农子女看齐，不准乱用零花钱；上学自己跑路，不准司机接送。他还严厉警告儿子： “在外面不准打我的牌子，如果你对别人讲自己是司令员的儿子，就不准你回这个家。”
　　这就是生活哲理，这就是楷模家风，这就是伟大心灵，这就是高尚人格。高干子女要有平民意识，要有贴近人民群众的平常心。朱敏道出了一个朴实而深邃的社会、历史的真理。给子女留下什么， 问题看似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道有关社会、官场、人生的问答题，因人而异，答案有别。并不是你当了官，你的子女就比别人聪明、高贵，就该享受不同于别人的特权。其实，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是很平庸的，有的甚至很卑劣。高贵也好，平庸也罢，血缘关系管不了一切。再大的官儿，再有能耐的领导，都很难、都不可能真的把儿女的事情都包下来，包不下来，那就放弃吧，让他们的人生自己走。龙应台在《我可以接受孩子的平庸》一文中，说了一段富有人情味，而又深含哲理的话：“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人生其实就像从宽阔的平原通往森林的路，在平原上，人们可以结伴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一旦进入荆棘丛生的森林，只能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自己的方向。”因此，明智的父母，不管你官有多高，权有多大，势有多重，都应该接受儿女的平庸，都应该鼓励他们增加平民意识，都应该支持他们独立
行走，不管他杰不杰出，成不成才。重要的是，他们能在人生的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能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平安和快乐。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明白，如果你自己不是靠别人扶持，而是自己一路走过来，那么这个社会也需要更多特立独行的人，你不要硬往儿女手里塞一根拐棍，或者伸手去搀扶他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爷孙俩在草地里玩，欢乐的孙子扬着手向爷爷扑过来， 爷爷不但没去接他，倒把身子一闪，孙子扑了个空，摔倒在地。他刚要哭，爷爷厉声喝道：“不准哭，你是自己摔倒的，一定要自己爬起来。你要记住，世界上只有你自己靠得住，连爷爷都不能依靠。”爷爷用这种方式引导激励尚不懂事的孙子，要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人生。领导干部应学会做两种人，即睁眼看世界的人和独立思考的人。每个人都睁着眼，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许多领导干部常常不用自己的眼睛看，而是听别人说，因此，目光短浅浑浊。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有些领导干部不愿对事情作深入思考，因此，他想的问题，大多是别人思考的结果，他常常迷失在别人思考的答案里。愿每个领导干部三思。
善听逆耳言

　　有一则寓言说：嘴和耳朵是人的脑袋上两个重要器官，功能不同，各司其职。可嘴对耳朵的长相、位置、作用，总有些不解，挺纳闷的。嘴实在憋不住了，有一次，他问耳朵：“听声音长一只就行了，你为什么要长两只，那不是多此一举吗？”耳朵谦恭地回答： “因为我要多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一只不够用，就长两只。”嘴又问耳朵：“那你为什么不长在一起，干吗要长在脸的两侧呢？”耳朵笑笑说：“因为我不能偏听偏信，各种不同的声音我都要听。”嘴接下来又问道：“你的两只耳朵为什么都面向前方呢？”耳朵爽朗地答道：“因为我喜欢当面直言，不愿听背后的议论。”
　　其实，不只是人的两只耳朵分在两边，不偏听一面之词，人的两只眼睛也是平行地长在两边，既要看到所有的人和事，又要平等地看待别人。人虽然只有一颗心，然而却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寓言中嘴与耳朵的对话，基本上把人怎样正确、理智地用耳朵听话说清楚了。一个领导干部每天要听许多话，要把这些话哪些真、哪些假，哪些虚、哪些实，哪些善、哪些恶等等，分得清，辨得明，对你的眼力和人格是个检验，也是个考验。真话、实话、善话听多了，又能虚心接纳，你所从事和领导的事业就会发展得好，你的人生道路也会走得正；反过来，要是假话、虚话、恶话听多了，又不能鉴别，甚至同流合污，你所从事和领导的事业就会严重受阻，你的人生道路就会走得歪，走得险。
　　听话要兼听而不能偏听。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有个受后人称颂的优点，就是重视纳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注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或批评建议。他首先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圣人，因此，提出“君臣共理”的治国方略。就是“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意思是说，作为君主，要广泛地听取臣下的种种治国方略，作为臣下，应能够提出各种有见解的方针大计，君臣上下，各尽职守，共同围绕治国安邦
大业，商量研究，择善而行，这是治理国家的正确道路。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实行“君臣共理”的思想，来自于他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悲剧的深刻反思，来自于他对自身局限性的透彻认识。隋炀帝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阻断言路，不许朝廷里有任何不同的声音，不许臣下有半句评议的谏言，他统治时期的朝政一片死寂， 致使“馋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结果，隋炀帝因树敌太多，结怨太深，在南下游扬州时被反叛的部下杀死，隋朝也随即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唐太宗对隋朝灭亡的教训看得非常清楚，时时引以为戒，他对大臣们说，隋炀帝“饰非拒谏，徒自招祸也”。饰非拒谏，虽然不是隋朝灭亡的唯一原因，但是个主要原因不容置疑。鉴于此，唐太宗产生并坚定了“君臣共理”的治国理念。有一天， 唐太宗将自己所保存的、认为最好的“良弓”，拿出来让工匠鉴赏， 工匠说：“这些都不是好弓箭。”唐太宗迷惑不解地问：“为什么？” 工匠说：“木心不正，脉理就不准，弓力虽然刚劲，而射出的箭不是直的。”唐太宗将信将疑，马上拿起自己的弓，同工匠所制的弓一起校射，果然不如工匠所制的弓着靶准确。唐太宗大为感慨地说： “我用弓箭定天下，想不到并不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我怎么能都懂呢。一人耳目有限，思虑难尽，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当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就有了纳谏的自觉性。这是他执政２３年取得许多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也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辩证思想流传了下来。
　　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见地的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为政者要多接触实际，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西汉桓宽在《盐铁论·刺政》中说过：“多见者博，多闻者智，拒谏者塞，专己者孤”。用现在的话说，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多听多看，才能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如果拒绝批评建议，就要阻塞言路；如果搞个人独断专行，一定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再坦诚直率的人，也不会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给别人；再谨慎内向的人，也不可能不让自己的愿望从言语中流露出来。因此，了解情况、了解别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倾听，包括你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不论你是多大的官，要了解部下，要了解基层，要了解社情民意，就是多看多听，除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然而，倾听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真正的倾听需要一种真诚，需要一种气度，需要一种定力。心浮气躁、心胸狭隘的领导干部，一定是一个闭目塞听的人，有许许多多的金玉良言，与他擦肩而过；有许许多多的生活真谛，离他远去，对于这一切，他在迷离混沌中全然不知。不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领导者，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一副胸怀能容进别人的声音，他总是想急于表达，总是认为自己聪明，总是觉得自己不平凡。包括领导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最不懂得、最不了解的其实还是自己。因为他习惯站在自我利害得失的角度看自己，结果如同站在哈哈镜前，所看到的总是“失真”的我，畸形的我，不如意的我。一个领导干部能够获得正确的评价， 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客观，来自于他人。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只了解自己的欲望，不了解自己的需求； 只了解自己的所缺，不了解自己的拥有；只了解自己的情感，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因此，领导干部要想全面、真实地认识了解自己， 一定要学会倾听。出入庙堂者，佛声不可不听，他会让你辨真假、知得失；闯荡江湖者，潮音不可不听，时代大潮虽然喧哗刺耳、杂乱无章，但善听者，必得其真谛，必领风气之先；身在官场者，民声不可不听，如果你不能心忧百姓，不能倾听他们的意愿诉求，你和百姓的距离拉大了，离下台的日子就不远了，你的官也快做到头了。即使你耍手腕还赖在官位上，那也是没滋没味地混日子。
　　听话要听得进逆耳的话。古语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劝阻忠告的话，往往听着刺耳，心里不舒服，让人心生抵触，但对为人行事有好处，特别是在危急、危难、危险的关键时候，会使你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能够解得病痛的好药，一般都发苦发涩，吃在嘴里不好下咽，但对治病有好处。虽然“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早已成妇孺皆知的名言，但人们总是被两种心境缠绕着。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没有谁会怀疑，但还是企望既能治好病、药又不太苦，甜口更好。所以，现在不少药都用无味或略带甜口的胶囊包裹着，这就是药感与心理达成了平衡。可是，对忠言逆耳利于行，有许多领导干部却从感情上不大愿意接受。有用处、有道理的话为什么不能说得顺耳，让人听了舒服，非要刺耳逆耳，让人听了心里不痛快？在官场上，能够称得上忠言的有两个特征：一是那个言属真知灼见，对人、对己、对社会、对事业有益、有用、有理。有益的话，劝人向善；有用的话，为人解困；有理的话，促人深省。因此，忠言富有引导性，带有透彻性，包含刺激性，具有批评性，或多或少有着对立对抗的情绪和味道。二是说那言的人，一般都为人正直，性格率直，说话真挚，不会躲闪，不会绕弯，不会讨好， 属于犯颜直谏的人，他们认为应当说的真话，就那么胸怀坦荡地说了。这些话很可能有火药味，有麻辣感，有刺激性，也就不好听、不顺耳了。所以，品评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最好看他如何对待逆耳之言，怎样对待真诚但不太会说话的人。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任尚书令，不久又升迁为大将军，加为大司马。危难之际，蒋琬不辱使命，总揽全局，指挥得当，局面很快就稳定下来。即使这样，也有不服蒋琬的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督农杨敏就不加掩饰地说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这话很快就传到了蒋琬的耳朵里。“愦愦”是什么意思？就是糊涂昏庸，说蒋琬不是好官或者不堪当此大任。要说逆耳，这话说得多难听，多刺耳，多丢蒋琬面子，多伤蒋琬的心，够上了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而面对此情此景，有人提出要毫不留情地治杨敏的罪。可蒋琬在听到逆耳之言后，没有火冒三丈，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将军就神经衰弱，不可一世，而是平心静气地反躬自问，把自己与诸葛亮相比，感到自己确实不如前辈：“苟且不如，则事不当理。”换个姿态、换个角度，这样一想，心里亮堂多了，在自己看来不平、委屈、可恼的话，在别人眼里则是不值一提，虽然“愦愦”二字有些尖刻过激，但自己不如诸葛亮也是客观事实，不论杨敏是瞧不起自己，心怀不平，还是信口开河，乱发牢骚，毕竟不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因为这样一句话而治杨敏的罪，不够妥当，难服人心，就不计较了吧！这件看起来挺严重的事，让蒋琬静静化解了， 变成了让后人传诵的故事。蒋琬能这样原谅人、宽恕人，是出于公心和责任感。他深知大将军担子有多重，责任有多大。怎么办，以诸葛亮为榜样，鞠躬尽瘁，挑起治理国家的这副重担。
　　有些领导干部，尤其是新官上任，往往很注意自己的威信如何，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评价，最不喜欢听到有人说他不称职、不够格，一听到这类不恭不敬的逆耳之言，就脸红心跳，像肉中长刺那么难受，惶惶不可终日，常常为了个人的面子，而控制不住冲动的情感，说出不得体的话，做出伤害人的事。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社会怎样发展，观念怎样转变，忠言逆耳这个理，都始终还是在的。领导者要明白，部下和群众讲给上级听的话，特别是批评性的意见建议，都是反反复复掂量来掂量去的，话中稍带一点刺儿，稍有一点味儿，他们就需要鼓起勇气，思前想后，甚至冒着风险。你不要责怪他、记恨他，而是要理解他、感念他。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讲真话在私下场合，讲套话在公开场合，当面把领导捧上天，背后又骂声不绝。
　　当然，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一概否定部下和群众表扬赞美领导干部的那些话，有些好话，是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真情实感的表露，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这样的赞美表扬，被誉者应是当之无愧。但即使对这种货真价实的好话，领导干部也应加以过滤分析，不要头脑发热，不要骄傲自满，要把来自部下和人民群众的夸奖，作为激励自己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推进器。一个领导干部的耳朵中，如果能经常听到一些不大中听，甚至是难听的话，心里经常想些不如意或者是愧疚的事，这非常有益身心的磨砺。在心灵上对自己苛刻，会使你成为淳厚善良的人。假如你的身边到处都是莺歌燕舞的赞美声，周围人说的每句话都很好听，每件事都使你称心如意，你可千万当心， 花如潮，歌似海，也会将你淹没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好话不只是脱离现实，拍马溜须，背后更有利益驱动，或者是阴谋圈套。在天花乱坠的好话面前，领导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锐利的眼睛，独立的思考。否则，就容易被好话迷惑，甚至沉醉其中，造成工作和决策失误，造成个人威信一落千丈。有人说，领导干部要做到三防：防止被甜言蜜语击中，防止被糖衣炮弹击中，防止被漂亮美女击中。
　　听话还要听真话。舒炼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段阴阳官裴矩的故事。裴矩是隋炀帝的部下，非常善于阿谀逢迎，不论什么事都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被列为小人之列。可到了唐朝，他继续做官，却一反常态，换了一副面孔和心肠，经常对朝政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感慨道：“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裴矩的从政轨迹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只想听顺耳话，压根就听不进逆耳的话，有谁还敢向你讲真话呢？  
让人说真话，自己又愿意听真话的领导干部，是聪明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是名副其实的高人。说他是高人，是因为他懂得，不让人家说真话，真话、真事和真理不会消失，可是，如果传递真话的渠道堵塞久了，群众不满的情绪压抑在心里，如同蓄水的堤坝，会被冲垮酿成灾祸的。来自基层、来自民间、来自群众的真话，不一定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而且，真话也不一定就是真理，但真话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部下和群众对领导干部讲真话的最大特点是，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讲什么，客观反映情况，坦诚发表意见，不以假充真，不捂着盖着。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很难听到真话？要有能说敢说真话的部下，首先要有愿听善听真话的领导，你能听想听真话，才有人给你讲真话；你喜欢听奉承话，就有人净给你讲好话。如果你向真话摇头，就等于向假话招手；如果你喜欢听假话，说真话的人就会离你而去。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怎样对待真话与假话，是个严峻考验。真话会把你引向成功，假话会使你走向失败。
　　那么，领导干部怎样才能听到真话和实话？有三句话、十五个字，可以参考。
　　要信任地听。真话就是实在话、明白话、敞亮话，事情本来面目是怎么样就怎么说，对事物是怎么样认识的就怎么样说，对有关的人和事是怎么样想的就怎么说。这就要求说话的对象有相当大的信任度，互相信任是说真话的前提。为什么在家里说话比在单位说话真得多？因为彼此信任，只有信任才说真话。要想让人说真话，先得有肯听真话的人。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个故事： 一个大户人家喜得贵子，家中设宴祝贺。一个客人说：“这孩子一定会很有钱的。”于是受到礼遇；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一定会当官的。”于是被待为上宾；有一个客人说：“这孩子一定会死的。”于是被骂了出来。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见了孩子一面就说他能当官发财，虽然是没有根据的客套话、恭维话，属于假话之类，可主人愿意听。按照自然法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是真实的，可很难听， 不吉利，主人是不买账的。
　　朱玲在《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农民到医院看病的故事：有位老农来医院求诊，问明有三个价位的挂号费之后， 径直挂了一个最贵的院长的号。院长看他衣衫简朴，问他为什么要挂这个号，老农告诉院长，挂最便宜的号不让我说话，挂中档价位的号不听我说话，只有挂最贵的号，既让我说话，也听我说话。这大概也是社会、官场的一个缩影。下属和群众只有信任领导、信任组织才会说实话；同样，当领导的只有信任讲话的人，人家才肯讲真话，这种信任是相互的。一个肯信任下属的领导者，虽然下属未必是诚实的，但是他自己却先做到了诚实；一个总是怀疑下属的领导者，下属未必是虚诈，但他自己已经成为虚诈的人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得出的光明更干净、纯粹。”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乐于听真话是一种胸怀，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品格。领导干部以真诚、真实的心态去听真话，闻过则喜，接受批评，自然会增强自己的领导能力，提高自己的领导威信。
　　要科学地听。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领导干部要想听到真话实话，就要用真心打开人们的心头锁，放下架子，放下清高， 以虚心谦卑的真情实意，耐心地开导引导，使人们解除顾虑，造成一种达共识、求共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氛围。作为领导干部，只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只为人民的利益做事，抛开个人得失， 不计自己名利，什么样的真话听不得？反过来说，有了这么好的领导干部，人民群众有什么真话不能说，不敢说？其次，要筛选和提炼真话中的真理性，对于从部下、从基层、从群众中得来的实实在在的意见、建议、愿望、要求，要用心去思考、去辨别，不能简单地装到筐里都是菜，闪着光的都是金，而是要下功夫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使真话变成更有价值的真金，更有作用的真理。
　　要勇敢地听。说真话需要勇气，听真话更需要勇气。古往今来，真正能做到去偏听、善纳谏的圣明君主并不多。现实社会中，真正能做到听民声、集民智的领导干部也不多。可是广开言路、群策群力，是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官场之道。就整个官场来说，只有人与人之间推心置腹，说肺腑之言，诉衷肠实情，才能形成居安思危、昂扬向上的正气。对于领导干部个体而言，真话无论怎样使你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你也要拿出勇气，拿出信心，拿出真诚，让你的部下和人民群众藏在心里、卡在喉头、憋在嘴边的肺腑之言倾情而出，一吐为快。只有领导干部有勇气听真话，下级才有胆气讲真话，而不会绕来绕去说假话、玩虚话、编瞎话。
　　有的领导干部总结说：害怕真话是怯懦，掩饰真话是虚伪，阻止真话是犯罪。这句话的道理还是说得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