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前往非洲肯尼亚，在贫民窟考察时，突遭劫匪持枪抢劫。伍鹏的第一反应是勇斗歹徒，如果不是国外同行阻拦，除了被抢走随身财物之外，可能会出现更惨痛的后果。

　　作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公益组织之一，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历程只是一个缩影，却充分显示出中国民间组织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阻力。

　　质疑中踏出国门

　　2011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项目引发公众质疑：希望工程可以深入非洲，为什么国内还有很多孩子无学可上?此后，尽管青基会对“希望工程走进非洲”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了评估，并对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对项目内控程序进行鉴证，但迫于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项目的筹款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既然如此，中国的NGO组织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在2013年12月16日举办的“民间帮助民间—国际社会责任民间论坛”上，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曾总结说，当中国逐渐变为经济大国后，世界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有了新的定义和要求。同时，中资企业的全球化和投资的对外扩张，也需要企业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国际援助通过第三方—非政府组织去执行，远比政府和企业直接去做要有效得多。此外，国内也需要开展倡导活动，唤起公众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意识。

　　当天的论坛上，扶贫基金会还发布了“中国国际社会责任研究丛书”。2013年，扶贫基金会联合中缅两国的五家智库机构，历时一年多调研，终结成此书，期望借此推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公众的思考、互动与行动，为民间组织“走出去”做一些理论支撑。“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需要合力。”伍鹏说。

　　实际上，自2005年起，扶贫基金会就已经开展了一些海外公益项目。然而，资金、公众意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一直制约着机构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2004年12月印尼海啸发生后，扶贫基金会与国际美慈组织合作，向印尼海啸灾区捐赠了4438万元人民币的药品。据伍鹏回忆，当时扶贫基金会号召公众每人捐出1元，消息在新浪网一经登出，立时引来一片骂声。

　　尽管面临诸多质疑与误解，但扶贫基金会从未放弃国际化的努力。2007年，扶贫基金会提出国际化战略，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国际发展项目部。

　　2008年，扶贫基金会开始在苏丹援建阿布欧舍友谊医院，这是扶贫基金会国际化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基金会首次派人常驻受援国，在当地社区实施公益项目。在该项目中，扶贫基金会介入了从选址、项目设计、采购、组装组建、海运清关到竣工后管理的整个过程。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基金会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情况下都是特事特批。资金拨付上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由于苏丹等国受美国制裁，美元无法进入，同时，民间组织设境外帐户也缺乏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企业设立境外账户需要工信部的批文，但民间组织又不归工信部管理。最后还是由国务院扶贫办批文，以特事特办的方式，才解决了以上一系列问题。

　　事实上，从大的政策角度看，政府对于民间组织“走出去”还是非常支持的。2005年成立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旨在为中国的民间组织国际化搭建平台和提供政策。此外，外交部驻各国使馆也非常配合民间组织的海外公益项目。
 

2009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时任副会长何道峰与苏丹副总统、比尔特瓦苏组织主席塔哈夫人签署合作备忘录。
 

    延伸的国际化之路
　　虽然成功迈出了国门，但要让公益项目在海外生根发芽，产生持续性效果，却是更加艰巨的课题。2013年，扶贫基金会发现，前两个阶段的对外援助，就如同撒哈拉沙漠里的雨水，影响并不持久。参照国际民间组织的做法，扶贫基金会开始尝试成立海外办公室。
　　根据预算，一个国家办公室运行下来可能得上百万，这个费用谁掏?基金会这种性质也掏不了。而要让一个员工在驻地安心工作，至少需要二三十万元成本。“二三十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真不是个事儿，但对于我们慈善机构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数字。慈善组织的管理费不能超过10%的硬性要求，是最大的拦路虎。”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助理邹志强说。
　　“要想把这个办公室真正催生出来，就需要有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支持。”伍鹏表示。由政府购买援外项目是一条最可行路径。中国政府每年的对外援助规模都非常大，在2011年对索马里的援助中，由于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国内公益组织在境外又缺乏实力，最后中国政府只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粮食并分发给灾民。
　　然而，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对于民间组织的独立性会产生某种牵制，因此，公众的捐款是最好的资金来源，更代表了公众对该机构宗旨的最大认同。
　　为了唤起公众的捐赠意识，扶贫基金会设立了独立的自主品牌“国际饥饿儿童营养餐”公益项目。邹志强来到民间公益最活跃的成都，希望借助公益机构的网络平台向社会推广该项目。在和当地媒体人及公益人交流的过程中，邹志强拿出了在非洲拍摄的饥饿儿童的照片，照片上凸着水肿大肚子的非洲儿童全身骨瘦如柴。
　　然而，交流的结果却并不乐观。当地媒体和同行告诉邹志强，本地还有很多穷孩子，如果能把这些孩子的问题解决好就算不错了。对此，邹志强感到十分遗憾与无奈。即便是媒体和业内人士也无法理解海外慈善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又何谈普通百姓。
　　在伍鹏看来，公益组织国际化的前期，只能寄望于和企业寻求平衡。“企业刚好和公益机构的宗旨是契合的，也想做这方面的事，但是中国民间组织的重心还是要放在公众上，唤起国民的国际化慈善意识，否则民间组织很难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与扶贫基金会有过多次合作的国际美慈组织，其50%的资金就是来自公众，另外50%则来自于政府和企业。
　　缺乏资金支持，使得扶贫基金会的海外办事处迟迟不能落地，与此同时，扶贫基金会在海外的薄弱实力，也很难吸引到企业与之合作。
　　“我们的国际化之路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会考虑你的实力综合判断。所以我们首先要在海外扎下根来，成立一个办公室，就会形成一个磁场效应。如果以年费的性质，每家捐一点，同时我们在国内公共领域再筹一点，两方面若能达到50%对50%的比例的话，那就非常不错了。”伍鹏说。
　　志愿者派遣也是国际化路途上的一大难题。在苏丹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中，扶贫基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在社会上招募到合适的医生到援建医院做志愿服务。在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生如果离开半年或一年，回来以后，之前的待遇将很难得到保障。
　　现在，扶贫基金会在苏丹有一个长期的留学生志愿者，专门负责协调关系、配合调研和考察等具体工作。“眼下有个好的现象是，一群热心公益的留学生帮了我们很多。比如我想上网找肯尼亚教育类的资料，由于互联网管理限制，有时可能需要‘翻墙’，而且我英文也不熟练。而他们一下子就把我要的资料发过来了，而且特别精准到位。他们有他们的圈子，一呼就有人应，大家都是义务帮忙。”伍鹏说。